憲法學者Bruce Ackerman曾經以「憲法時刻(constitutional moment)」這樣的名詞，來說明在國家面對憲政危機時，也往往是討論憲法體制的最佳時刻；我們不妨借用這個詞彙，來找尋台灣的「道德時刻」，以此作為我們政治倫理與政治文化改良的時點。
馬英九終究因為特支費案被起訴了。有很多人一直期待著，也有很多人不那麼期待，然而無論我們喜歡與否，這正是我們全體台灣人民的道德時刻。在這個時刻，從建立政治倫理的角度來看，我認為馬英九先生光辭去黨主席是不夠的，在今日稍晚所做的參選聲明，更是相當地不適宜，他應該明確地宣示，退出2008年的總統選舉。
在今天的起訴之前，龍應臺女士就曾經為文表示，希望馬先生不要為了道德潔癖，而棄選總統。有很多人說那是一種事前消毒的文宣手段，但我寧願用比較良善的角度，將龍女士的文章看作她對認同對象的真摯關愛。她選擇做愛凱撒的Antonius，而不是愛羅馬的Brutus。只不過她的關愛，會毀了我們的羅馬，和我們對道德的一致性要求。
康德指出：「一個哲學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任務，就在於一致性。」在進行道德言說的同時，如果喪失了一致性、普遍性的準則，道德就失卻了成立的基礎。龍女士所標舉的道德，不是應該對陳總統成立，對馬先生也成立的嗎？
換一個方面來想，我認為這正是一個極好的時刻，讓我們的國家，能夠撥開價值的迷亂。我們國家當今的危機，即在於所有的道德論說都淪入甲駁乙論的境地，所有的道德訴求都被要求退位於立場的檢驗之後，大家都說要在意的是「大是大非」，但我們社會共同的是非又在哪裡呢？現在，歷史賦予我們一個極佳的契機，重建我們的政治道德共識，讓所有的政治人物及其行為，有一個起碼的共同準繩。
除了要建立對不同政治人物相同的道德準繩以外，在這個道德時刻，我們也要訴求政治參與者其本身的道德言說的一致性。
說一句公道話，陳總統在國務機要費案時飽受批評，除了案情本身以外，其主要的原因，尚包括了整個自我辯護的過程中，誠信的被質疑；馬先生則不太需要自己跳出來說那些話，因為在媒體上已經有太多關愛迴護他的聲音，更包括了像 龍女士這樣的知識權力者為他辯護，然而我們仔細剖析那些辯護的邏輯，並沒有太大的不一樣，差別只是在是否直接從馬先生的口中說出而已，而這讓他迴避掉了太多的被直接批判、直接檢驗的機會。甚至馬先生自己親口對特支費一案所做過的不一致表述，也被媒體輕輕帶過、刻意遺忘。也難怪陳總統的支持者，會有那麼多的不平。
現在馬先生所比陳總統面對更大的誠信危機處在於：他曾經以高度的道德標準對陳總統進行質疑，並以此否認陳總統續任的正當性，而現在他必須面對自己所標舉過的那條紅線。作為法律人的馬先生，應該深諳「禁反言」的論理基礎，我相信它的適用不會只是在法律場域而已。馬先生同時也應深思：今日稍晚的參選聲明，是不是反而更重地打了自己一巴掌？可能讓你就此倒地不起的一擊，是由你自己所揮出的。
同時我也對國民黨的朋友們作出呼籲：民進黨在歷經其道德危機的歷程中，我們還是看到了不少的同志挺身而出，訴求超越政治色彩的公共倫理，對陳總統與黨中央做出沉痛的諫言。但到目前為止，我們看不到國民黨有這樣的反省聲音，這是相當令人遺憾的。誠如2005年我在台北縣長競選中所表述過的想法：讓兩個政黨一起好起來，形成一種良性的競爭，台灣才有更進步的可能性。
讓我們共同珍惜台灣的道德時刻，在這個道德時刻，我們不必為政治明星的墜落而悲傷，而應該為倫理基點的重建而振奮。在這道德時刻，請我們的參政者為所當為，也請我們的人民以行動作出正確的評判。
羅文嘉
February 15, 20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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