優先選擇聽什麼？ 陳宥亘 FrANKC

夜色從遠遠的天際慢慢地垂落北京城，這是二○○七年六月三日的黃昏，天安門廣場上一片平靜；十八年前的同一天夜裡，這裡卻是子彈呼嘯聲夾雜著嘶嚎、血腥。

然而，這一切現在在北京已經是少有人談的歷史事件。世界在變，潮流也在變；那一年的爭取民主訴求，現在似乎已經變成少數幾個人的事了。但是，也並不需要悲觀；因為維權的聲浪、行動在全大陸不斷的上演著。維權乍看之下，似與民主不是同一回事，但維權卻發出了更強烈的訊息，那就是只要老百姓勇於爭取自己的權益，就永遠會與不合理的體制衝撞。

「那個時候說共產黨腐敗，是犯忌諱的。說打倒共產黨，是反革命的。」親身經歷過那一場腥風血雨的維權律師浦志強說，當時官倒、腐敗，一般老百姓卻都只領一百多塊、幾十塊錢人民幣，豬肉漲個幾毛錢大家就受不了了。大家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生活水準，整個大環境讓民眾對共產黨的領導產生了極大的落差。正好趕上胡耀邦的年代，從文革後，甚至從反右後被壓抑了幾十年的聲音，在思想開放後完全宣洩。

「與其說是追求民主，倒不如說是用比較激烈的、比較情緒性的方式表達願望。」浦志強說。

或許浦志強的看法未必受到全面性的認同，畢竟「六四」就是一場民主運動。當時沒趕上「六四」的維權律師李和平說，「當時大家可能想從最根本的社會制度上作一個變革，先解決制度問題。而爭取制度變革的以知識分子居多。」李和平的看法也可解讀為，即便當時不是爭取民主，但絕對是希望制度變革。如是解讀則和老浦的看法並不相違背。

十八年的時間，讓大陸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出現了巨大的轉變。一九八九年大陸的國內生產毛額僅近一兆七千億元人民幣，二○○六年卻已達到近二十一兆元。或許正如馬克思主義所說的，下層結構改變，上層結構也要跟著改變。儘管貪官抓不完，但現在喊反貪腐喊得最凶的反而是共產黨本身，老百姓說反貪腐早就不是忌諱；民眾對共產黨也更加「信任」了，「六四以前不知道共產黨真會殺人，六四以後，大家都知道了。」浦志強說。

可是，不管政治、經濟、社會怎麼變，積壓在社會最底層的不滿情緒，依舊沒有改變；而且，起身爭取權益的已經不只是知識分子，甚至是「臉朝土地背朝天」的農民。近年來每年全大陸都還有八萬、九萬多件聚眾抗議事件，去年的廣東太石村是，今年的廣西博白也是。

「經濟發展到了每一個階層，每一個人都有了自己的利益，但利益受到公權侵害卻出現得更多。有很多是被迫參與維護自己的權利，另一方面部分人也敢於站起來維護自己的權利。」李和平說。

「當時包括意識形態等等的禁區很多，沒那麼多律師，法律也並不完備，民眾與共產黨之間相互認知的底線並不清楚，就很容易碰觸到底線，容易走得太過。現在大家都清楚底線了，現在的法律已很明確，即使還存在有法不依的情況，但是要比那時好多了。」

「八九年的時候，民主是具體的訴求；現在的維權，是有限度目標的努力。」浦志強說，現在必須要做的是「把政治問題法律化，法律問題技術化。」李和平認為，爭取民主跟維權二者之間並不相衝突，「民主是要求落實憲法規定的選舉權，維權也是維護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不受侵害。這二者之間的手段是不一樣的，一個是訴諸於政治，另一個則是在法律的平台上博弈。維權是成本低、有利於公民意識的訓練。」

浦志強並不悲觀，「台灣的今天應該就是大陸的明天。」